作者：郭烁

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20年第3期

论文摘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践中，有公诉机关以“抗诉加刑”应对被告人“反悔上诉”，此种变相剥夺被告人上诉权的做法于法无据，且有违“上诉不加刑”等基本原理。“应否限制认罪认罚被告人上诉权”的问题，需要在考量中国上诉审运作逻辑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状况基础上得出结论。结合上诉权理论以及若干比较法经验，应明确认罪协商之基石在于“对抗基础上的合意”，需有一系列制度安排予以保障；而认真观察中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渊源及司法实践，不难发现该制度运行充斥着职权主义，甚至强职权主义色彩。 在完全实现审前正当程序保障、一审庭审实质化之前，中国二审程序功能的发挥，将仍遵循 “职权主义自我修正”的逻辑主线——全面保障被追诉人的上诉权是题中之义。